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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國學文獻匯編:第二輯(全二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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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著  者 桑兵 關曉紅 定價 12000.00
責任編輯 王錦錦 ISBN 978-7-5013-6814-3
出版時間 2019-12-31 版次 B1
印刷時間 2019-12-31 印次 Y1
庫存提示 有書 規格 精裝,正16開,
叢  書  名  
所屬分類 文獻資料叢編
中圖分類 Z126.275
讀者對象 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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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滾動 - 展開 ]  
 
本書收錄民國時期有關“國學”著作近百種。近代以來,對“國學”討論是民國學術界的一大熱點,產生了大量的文章及著作。第二輯所選取的即是在民國時期有關“國學”“國粹”“國故”的資料,及在書名中未帶有“國學”“國粹”等字眼,但又與民國時期國學密切相關的書籍,這些著作有利于了解民國時人所認識的國學、厘清近代國學發展的脈絡,對了解近代學術史發展大有裨益。
 
目錄[ 滾動 - 展開 ]  
 
總目錄
第一冊

國學筆談二卷 甘鵬云 著崇雅堂,一九一五年出版一
章氏國故概論 上海國故研究會編纂 中一書局,一九二六年出版一〇五
國故學討論集(第一集) 許嘯天編輯;孫雪飄校閱 群學社,一九二七年出版三三一

第二冊
國故學討論集(第二集) 許嘯天編輯;孫雪飄校閱 群學社,一九二七年出版一

第三冊
國故學討論集(第三集) 許嘯天編輯;孫雪飄校閱 群學社,一九二七年出版一

第四冊
  國故學討論集(第四集) 許嘯天編輯;孫雪飄校閱 群學社,一九二七年出版 一
國學文選類纂 錢基博編輯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年出版 四二五

第五冊

  國學概論 王易著 神州國光社,一九三二年出版一
國學書目三種 君中書社選輯 君中書社,一九三二年出版二六九
國學大綱(一) 徐澄宇纂 華通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三七五
第六冊
國學大綱(二)徐澄宇纂 華通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一
國學問答(一)黃筱蘭,張景博編 漢文正楷印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二二七
第七冊
國學問答(二) 黃筱蘭,張景博編 漢文正楷印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一
  麈筆雙揮甲編 范皕誨著 青年協會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四五
高中國學常識簡明問答 吳其作編 亞新書局,一九三五年出版一四三
國學纂要 徐畏潛編 南京書店,一九三五年出版二八九
第八冊
  國學問題五百 李時編 君中書社,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國學要覽 儲祎編 東方書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三三三
第九冊
  松筠閣國學書目 松筠堂書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第十冊
  國學試題總解 儲祎,姚蘊編 東方書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國學概論 鐘泰著 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出版一九九
國學叢編(一)吳英華編纂 吳英華,一九四一年出版三八九
第十一冊
國學叢編(二)吳英華編纂 吳英華,一九四一年出版一
國學運動大綱 顧寔著 中華國學社,一九四三年出版一五五
國學舉隅 方沖之編著 聶中丞公學消費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出版二一九
國學叢談(一) 孟載南編著 仁義永書局,一九四四年出版二八三
第十二冊
  國學叢談(二) 孟載南編著 仁義永書局,一九四四年出版一
國學概要 陶庸生著 龍門聯合書局,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五一
國學常識問答 陳遵統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出版三三五
第十三冊
  國學常識簡要問答 胡泉山編 中華文化服務社,一九四七年出版一
  國學導讀 邵祖平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〇七
國學一勺 羅慕陶,邱園編撰 大興文具行,一九四八年出版三〇七
國故論著 孫人和編 民國間出版三八七
第十四冊
  國故概要:乙輯(國學工具之部) 凌景埏輯 燕京大學國文學系,民國間出版一
國學原理考 王正顏著 民國間出版一九九
太炎最近文錄 錢須彌編輯 國學書室,一九一五年出版三二七

第十五冊
昆曲粹存初集(一)昆山國學保存會朝記書莊,一九一九年出版一
昆曲粹存初集(二)昆山國學保存會朝記書莊,一九一九年出版一〇九
昆曲粹存初集(三)昆山國學保存會朝記書莊,一九一九年出版一九七
昆曲粹存初集(四)昆山國學保存會朝記書莊,一九一九年出版二六九
孔子哲學 王治心著 國學社,一九二五年出版三四五

第十六冊

墨子哲學 王治心著 南京宜春閣印刷局,一九二五年出版一
墨子學辨 胡懷琛著 國學會,一九二九年出版二〇七
小學研究 金陵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班編 金陵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班,一九三六年出版三一一

第十七冊
  現代論文選 俊生編 仿古書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列子天瑞篇新義 張懷民著 中華國學會,一九三七年出版二九一
四書白話句解(一) 王天恨解,曹國鋒校 國學研究社,一九四七年出版三二五

第十八冊
四書白話句解(二) 王天恨解,曹國鋒校 國學研究社,一九四七年出版一

第十九冊
  春秋左傳句解(上)左丘明著,韓慕廬重訂,王天恨譯釋國學研究社,一九四七年出版一
春秋左傳句解(下)左丘明著,韓慕廬重訂,王天恨譯釋國學研究社,一九四七年出版二八七

第二十冊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第一冊) 唐文治輯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三年出版一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第二冊)唐文治輯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三年出版一一三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第三冊)唐文治輯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三年出版二〇五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第四冊)唐文治輯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三年出版三一五
 
前言[ 滾動 - 展開 ]  
 
《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解說

桑兵

一、什么是國學?
 ?。ㄒ唬v史上的國學
  這套資料,原來擬訂的書名就叫《國學文獻匯編》,因為中國古代的所謂國學,主要是指學校,與晚清以來主要指學術的國學大相徑庭。就目前所見,準確地說,清季的“國學”發端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五二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被合并,熱鬧了半個世紀的“國學”壽終正寢。所以,似無必要加上“近代”的時限,以示區別。而最終接受標以時限的意見,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其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在港臺地區,“國學”依然沒有完全中絶。其二,近年來,“國學”再度升溫,雖然倡導者開始只是望文生義,并不了解歷史上的國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經過一番鼓動,各校陸續恢復或新設了不少國學院所,各式各樣的國學班對象不同、教法迥異,但是都冠以“國學”的名目。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于是現代“國學”的存在不能視而不見。
  自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合并之后,已經漸趨消沉的“國學”及其相應的實體機構(包括院系、刊物、團體等),即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而港臺地區雖然還有所延續,也只是近代國學的余緒末流。
  近年來,國學重新大熱,建立機構,創辦刊物,開設講壇,熱鬧非凡。但仔細觀察,各方對于“國學”及其歷史的認識存在不少錯解,誤以為國學就是所有中國固有學問的代名詞,凡與中國思想學術文藝相關者,都可以放進國學的大口袋;或是將國學局限于古典學問。近代中國一些并不愿以治國學為名的學人,被強行拉進國學家的行列,只是專家甚至只有古典發蒙程度的學人,則被披上國學大師的華服,似乎近代中國學術界呈現國學無處不在、國學大師遍地走的景象。內涵外延無不模糊,反而令人對國學無從把握。
  現在一些被坊間學界稱之為“國學”的東西,在中國早已存在,只是并非以“國學”的面目存在。而古已有之的“國學”,如清代的國子監等,與今人所談論的國學,幾乎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今人所講國學,其實是晚清受日本影響纔出現的新事物,在清季民國時經過幾輪討論爭議,以及主題各異的發展變化,公開反對者有之,不以為然者有之,即使發明者和跟著講,也是言人人殊。待到人人都會講而且都在講之際,在高明者看來,反而成為不必講的唾余。當然,也不乏風頭過去,纔開始認真講的實例。所以,國粹主義,不只一家,整理國故,也并非獨領風騷。各人眼中的國學,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是千差萬別,甚至大相徑庭。
  清季民國的所謂國學,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議,主要問題是,以國為界,在世界學術史上并不常見。這樣的論斷,顯然是以分科治學為學術的普遍常態作為依據參照。學問分科,在那一時期被認作科學,不但勢所必然,而且理所應當。若是以國為界,則各國之下仍有各科,那么不同國度的同一科,究竟是因學不同還是因國不同。自然科學不必論,不可能有因國而分的物理化學,社會科學甚至人文科學,也只是范圍有別,而非學術有異。
  這一層意思,傅斯年所講最為直截了當,他說:
  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并不是由于我們專要研究“國”的東西,乃是因為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的手中方便些,因為我們前前后后對于這些材料或已經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積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國的地質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地質地理問題;在中國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生物問題;在中國的氣象研究所所致力的,總是些中國各地氣象觀察。世界中無論哪一種歷史學或哪一種語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原來“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詳,西洋人造了支那學“新諾邏輯”一個名詞,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里亞邏輯同等看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要如此看嗎?果然中國還有將來,為什么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等等不都成了國學,為什么國學之下都僅僅是些言語、歷史、民俗等等題目?且這名詞還不通達,取所謂國學的大題目在語言學或歷史學的范圍中的而論,因為求這些題目的解決與推進,如我們上文所敘的,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勢必至于弄到不國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這層并不是名詞的爭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的表顯。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一九二八年十月。
  既然內涵外延都不清晰,則作為學術的“國學”,其實是無從說起之事,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劃分出來,加以研究和講授。清季章太炎等人講國學,大體還是按照中國固有學問的路數,待到民國時期,各種國學院、所、系,各個國學社團,大都已經是在國學的名號之下,講分門別類的??浦畬W。以國為表,以學為里,頗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傅斯年開玩笑地說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實則站在中國正統的立場上,歐洲的東方學就是虜學。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講授“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就是虜學的正宗。
  只要不以心中之是為是,不以部分甚至個別的論述作為一般性論定,以偏概全,就不難發現歷史上所謂“國學”的多樣性。各自的“國學”相去甚遠,要說清楚什么是“國學”是極為困難的事。尤其是人們習慣于先定義后認識,更是陷入言人人殊而無所適從。近年的“國學熱”中,曾經旗幟鮮明地反對國學的傅斯年也被票選為國學大師,逝者若起于九泉,不知會怎樣地憤懣與悲哀。
 ?。ǘ﹪鴮W的歷史
  把“國學”當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固然爭議頗多,可是否認清季民國的國學是一個可以當作歷史研究的問題,同樣不妥。正如錢穆講清代學術史不贊成漢宋門戶壁壘森嚴,的確有助于破除后來歷史敘述中漢宋之分的倒建架構,回到清三百年學術的本相,但如果根本否認清代漢宋之爭的歷史事實,反而不能認識漢宋之分發生演化的歷史進程,同樣有礙于認識清代學術史。應該承認,學術意涵的國學,確為清季民國時期的實際存在,有其發生衍化的歷史軌跡,言人人殊恰是真實歷史的組成部分。
  錢穆雖然反對用漢宋門戶之分敘述清三百年學術,但是言及民國時期的學術流變,仍然承認史料史觀的紛爭為清代漢宋之爭的變相。將清季民國時期的國學按其言人人殊的情形梳理出時間和邏輯的順序,而不是依照今日各自心中之是編排同樣言人人殊的譜系,國學的歷史自然能夠清晰呈現,對于認識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來龍去脈以及今后中國學術的取徑走向,至關重要。尤其是時下國學雖然熱鬧一時,卻不少外行話,更應當首先了解認識近代國學的發生衍化,以免重蹈前人覆轍。借用周予同關于經學與經學史的論斷,國學不可講,歷史上的國學以及國學的歷史卻應該深入研究。用歷史的方法研究歷史上國學的歷史,實在是近代學術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ㄈ﹪鴮W并非一科
  清季的國學與西學、東學相對,是以國為學的含混集合體。如果把國學作為一個特定的學科,其實是貶低中國的固有學術思想文化。中國歷來以我為主吸收外來學術思想文化,這樣的取珠還櫝以免數典忘祖的態勢持續到明清之際,晚清以后中西學關系乾坤顛倒,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仍然試圖用中學兼容西學,納西學于科舉。然而大勢今非昔比,西學不是孤立而來,而是作為世界一體化進程的重要載體。歐洲中心的籠罩,便是顯著表征。當中學無法完全吸收西學時,只能轉而納科舉于學堂。而學堂是西式分科教學,遲到的中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被強行拆解重組,納入西式分科之中。實在不相鑿枘的經學只能逐步退出學制體系,其他被強制納入的也大都是削足適履,不復本來面目。這使得不少朝野人士擔憂中學失其所據,晚清存古學堂之設,其實就是在學制以外另搞一套,希望按照中學的本相保留中學,不受西學的干擾??墒谴髣菟?,難以為繼。所謂新學,看似中西融通的產物,實則用西式架構條理中國材料的異物,西體中用,非驢非馬。
  清季中西學還能對等,所以朝野上下的“國學”,雖然旨趣相異相反,大體還要堅持在西學之外的獨立性。民國時期,國學院所系進入大學系統之中,卻退為一科,等于承認西學為體,中學為其中分支。如此一來,中學實際上失去獨立地位,成為西學的附庸。這樣的國學主要不在維持原有的獨立,而是走向分科的過渡,化一科為多門,以進一步適應太阿倒持的西學。
 ?。ㄋ模﹪鴮W原為一體
  視國學為一科不當,除了不能與西學對等之外,潛意識則是國學原為一體,不宜分科,尤其不能按照西式分科進行教學和研究。中國學問主張綜合,與西學好分析異趣,雖然也有分別的講究或個人的偏重,總體而言不是分門別類的專家之學?;蛑钢袊挥袌D書分類,沒有學問分科,若是引申為學問沒有分別則言過其實。照宋育仁的說法,書不是學但書中有學。也就是說,讀書治學,以通為上,但是術有專攻,研究具體問題,還是有專門的講究。
  以國學為整體,更有益于把握中國學問的形態及特征,問題是,分科教育之下,能夠不分科治學者尚有幾人。這恰恰是以國學為一科的最大現實問題。如果以國學為一科,其下仍然是分科治學之人,則不過是將西式分科的中學聚集一起,仍然不等于國學,而是經過西學變異的新學。民國時期教國學的大致還能一體,學國學的就只能專門。如今則教的人也是專家教專門之學,學的人更是學分門別類的??浦畬W,這樣的國學,與一般學校西式分科之下的中學并無二致。指望這樣的分科教學教出國學通人,恐怕是南轅北轍。
  不過,在清季尤其是民國的知識人看來,國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恰恰是要將國學整理成分門別類的科學。清季劉師培附會西學,擬作周末學術史,比照西學的分科,分別擬撰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計學、兵學、教育學、理科學、哲理學、術數學、文字學、工藝學、法律學、文章學等十六種專史。雖然聲稱官學衰而私學興,官學主合,即西人歸納學,私學貴分,即西人演繹派,其實觀念架構都是因緣知之甚少的西學 劉光漢:《周末學術史敘》,《國粹學報》第一期,學篇,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后來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更是明確主張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總系統,具體包括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集》(三),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五—十六頁。。
  時趨之下,越來越少有例外,郭紹虞為劉修業的《國學論文索引四編》作序,就認為:“所謂國學,本含有二重意義,對于西學而言則為‘中學’,對于新學而言,則為‘古學’。國學,本不必死看作國界的表示?!本痛硕?,“所謂國學云者,中國某某學某某學之共名而已”?!皣鴮W”既然為新舊過渡時期的將就兼容,便體現出兩面性,《國學論文索引》里面,纔不得不“既有文學科學之類,復具群經諸子之名”。凡此種種的不得已,“也許將來,漸漸走上科學的路,于是所謂群經諸子之學,便只同文選學一樣,于是所謂‘國學’,便只是中國某某學某某學之共名,于是劉女士所編的論文索引,其分類標準也比較地可以單純了” 郭紹虞:《序》,《國學論文索引四編》,中華圖書館協會一九三六年版,第一—四頁。。
  葉秉誠(一八七六—一九三七,號茂林)復函宋育仁論國學學校,關于分科問題,毫不諱言道:
  竊以近三百年來,知識上之學問已趨于科學世界,無論東西各國之學術,必須經科學方法之估定,始有真正之價值。吾國國學當亦不能外此公例,居今日而談國學,若不受科學之洗禮者,竊未見其可以發揚而光大之也。夫吾國學術豐富,數千年來演成之獨立文化,持與歐洲文明史比較,洵無愧色,只以近數百年中吾國學術停滯,少所啟明,而歐洲學界鋭進,一日千里,不獨吾國國學望之瞠乎其后,即希臘羅馬之文明,亦如橫污行潦之比長江大河也。此非近百年之人智突過東西數千年之圣哲,實受科學發明之賜,而學術界乃有革新之成績耳。此后中國國學茍無保存之價值則已,如其文明尚伴吾黃種以長存者,林敢斷言之曰:必非從前抱殘守缺之國學,而為新科學化之國學也。 葉秉誠:《復宋蕓子論國學學校書》,《重光》第二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問題是,科學化亦即分科之后的國學,是否仍是中國原來的學問,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似乎并不成為問題。
二、國學能夠研究嗎?
  作為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近代國學,當然可以而且應該作為研究的對象。而經歷過近代國學聚訟紛紜的學人,對于國學是否可以研究多少有些忐忑,甚至將講所謂國學和研究近代國學的歷史混為一談。那種因為國學的內涵外延略嫌模糊而根本否認歷史上的國學可以研究的意見,顯然偏于一端。
  關于近代國學的研究,嚴格說來開始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此前在研究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郭沫若、錢穆等著名學人時,都會涉及國學問題,不過較少注意探究近代國學的概念、實事及其淵源流變。鄭師渠關于晚清國粹派的研究,較早注意從國內外思想來源梳理近代國學的內涵外延,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并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其博士學位論文(《國粹·國學·國魂》,臺灣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改名為《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九九七年出版)。桑兵一九九六年在《歷史研究》第五期發表了《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的論文。以后出版了專書《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陳以愛在臺北政治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先后選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整理國故的興起、發展與流衍作為學位論文題目,所形成的專書《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一九二二—一九二七)》(臺灣政治大學一九九九年;江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和發表的相關論文,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此后,徐燕平的《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盧毅的《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央黨校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相繼出版,繼續深化這一主題。
  此外,研究專門國學研究機構的有孫敦恒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鄭家建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述論》(海峽文藝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洪峻峰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國學系》(《魯迅研究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六期),楊國楨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六年第一期),許小青的《從“國學研究會”到“國學院”——東南大學與二十年代早期南北學術的地緣與派分》(《江蘇社會科學》二〇〇六年第二期),以及郭書愚對晚清四川存古學堂的系列論文。唐屹軒的《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二〇〇八年)和吳湉南的《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對近代在國學教育方面比較重要且持續時間較長的無錫國專做了專門研究。陶飛亞、吳梓明的《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則對若干所基督教教會大學的國學研究的機構、人事和學術有所論述。
  關于國學社團,則有王東杰的《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九九年第一期)、田彤的《復返先秦:章氏國學講習會》(《廣東社會科學》二〇〇七年第二期),夏駿的《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與近現代國學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劉小云的《學術風氣與現代轉型:中山大學人文學科述論(一九二六—一九四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三年),則揭示出中山大學國文學系改制提倡讀經與國學的內在聯系,以及改制涉及什么是中國文學的觀念差異。
  羅志田的《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是其相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最終成果,圍繞清季民初思想學術界在各個時段方面關于國學的論爭展開論述,雖然著重于思想的脈絡,對于認識近代國學的內涵外延以及相關各方就此展開的紛爭歷史,大進一步。而魏義霞的《中國近代國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三年),雖然書名標以“近代國學”,其實是研究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和章炳麟五人的學術思想,以之為中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國學大師,并試圖涵蓋中國近代國學的演變歷程、特定內容和核心話題,未免有混淆國學與中國學術文化之嫌。相比較而言,謝桃坊的《四川國學小史》(巴蜀書社二〇〇九年)開始較為嚴謹,也注意到“國學”概念及實事引起的困惑,可惜抗戰爆發后的部分仍然不免混淆。
  此外,還有不少單篇論文涉及近代國學的問題,或已經被這些論著所吸收覆蓋,或只是部分涉及,或不過發表意見而未經驗證所引論據,且無視前人已有認識,對于近代國學的主題推進有限。
三、怎樣研究國學
  從以上概述清晰可見,關于近代國學的研究在近三十年來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尤其是在晚清國粹派和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兩個主要方面,成果更加顯著。但其顯而易見的局限也同樣由于研究的方面過于集中,使得許多問題無法展開,或是雖然有所涉及,視野受限,大體以所論主體之是非為是非。
  歷史研究中,但凡定義,都是后來約定俗成,難以覆蓋全過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應當回到無的境界,尋繹有的發生和衍化。國學的內涵外延模糊不清,因緣講國學者言人人殊,令外人和來者無所適從。但這其實是歷史上名實問題的通常情況,并非國學為一特例。只不過國學中斷多時,舊話重提之際,又沒有深究當年的老生常談,許多后來自以為推陳出新的一是,實際上仍然是翻燒餅似的各說各話。研究歷史,因為有實事和順序,只要掌握歷史方法,求其淵源流變并非難事。應當嚴格區分自稱、他指與后認,一般而言,當以自稱和他指為依據,至于后認,則要看后到何時,所認何事。要在嚴格分別自稱、他指、后認的前提下,收集整理自晚清近代意義的“國學”出現以來,各種各樣主張或批評乃至反對國學的文獻,以及相關學人、團體、教學研究出版機構的活動信息,按照時間順序分類排列,以便來者尋繹其發生、發展、演化的進程,從各個視角層面觀察國學是什么,進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國學。也就是說,由閱讀了解多種文本的整體意趣,體驗貫通近人的遠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領悟歷史上“國學”的廬山真面。盡管這樣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見仁見智,至少有所依據憑借,可以逐漸近真,而不至于強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國學的歷史,也就認識了歷史上的國學。這是能夠走近國學的根本途徑和理解國學的有效辦法。知道歷史上的國學究竟是什么,再來談論什么是國學,纔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具體而言,先行研究的局限也就是可以進一步擴展的空間,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時段覆蓋不足。民元至整理國故運動之前十余年間以及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國學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盡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以后,近代國學已經不如整理國故運動興盛時那樣引人注目,仍有不少國學院系、研究機構和團體繼續活動,國學雜志和論著的出版也未稍減。
  其二,方面覆蓋不夠。除了國粹派和整理國故運動,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無錫國專等研究機構以及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胡適、錢穆等學人外,還有眾多的國學研究組織及社團、長期從事國學教育和著述的學人未經認真研究,即使前人研究較多的人與機構,從國學的角度看也還有未竟之意。尤其是相對忽視主張各異的其他機構、團體和學人與所論主要人物、機構、團體的關系。以國學的理念而論,不僅要置于整個學術發展演變的脈絡之中,也不能脫離政治社會的變動。單純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很難將國學問題討論清楚。
  其三,學術上深入程度不夠?,F在研究近代國學者多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史哲的專門學人,受分科治學的影響制約,對于國學家和國學機構、團體方面較廣泛的學術領域未必熟悉,因此不容易深入準確地把握判斷其學術貢獻與問題。加之當時的國學一般而言尚不重分科,除了各種專門學問之外,有些重大問題涉及分科之上的學術整體,需要有超越專攻的眼界和功力,纔能論述得當。例如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國學勢盛的影響下,一些大學的國文學系改名國學系,并相應地對課程體系做出重大改變,讀經與反讀經的斗爭即由此而起。此事涉及中國固有文學觀念與近代西式分科的文學觀念的尖鋭沖突,后遺癥至今仍然嚴重,不能以中西新舊之分一概而論。經學的退出西式教育體系與變相存在,以及說儒、中古思想一大要事因緣等學術論爭,更加難以捉摸。
  其四,概念不清,以至于邊際不明。有的論著所討論的內容泛及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教學和研究,以此為二十世紀以后人們習稱的國學,未免混淆了二者的關系,反而使明確標名的國學研究有可能湮沒于其他一般中國文化研究之中。因為當時研究中國文史的中外研究者當中,是否使用國學的名義,存在著嚴重分歧,并且會影響各自的學術觀念和取向。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相關文獻的掌握有所欠缺,且未經系統梳理,除了個別機構的探究能夠基本網羅相關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為據,而做一般性論斷。一些議論或結論,或多或少帶有盲人摸象的偏蔽。二是研究取向過于受中西新舊觀念的制約。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套用后出外來的概念解讀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必然導致越有條理系統去事實越遠的尷尬。編輯近代國學文獻匯編和編纂近代國學編年史,就是為了有針對性地從縱橫兩方面解決這兩大問題,使近代國學研究更上層樓。
  國學的出現,可以說是近代國人對于西學乃至東學逐漸深入堂奧,漸有太阿倒持之勢所感到的緊張的反映,這一語境下的國學,即所謂相對于新學指古學,相對于西學指中學。面對西學取中學而代之的洶洶來勢,國人始而排拒,繼之附會,接著反省。不僅思想學術等事,國語、京劇、國畫、國醫、國術、國服等等,在東西兩洋的壓迫下,都曾提出“國”的對應,既表現出對固有觀念事物的價值意義的堅持和忐忑,也不乏用外來觀念重新估價甚至以后者為準的意味。探尋近代國學的淵源脈絡,深究在那一時期標明為國學的人與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謂國學的本意及其衍化,纔能更好地把握國學的內涵外延。這也就是前賢所謂求其古以探流變,以免求其是多師心自用的意思。
四、編輯旨趣及目標
  鑒于時下國學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日漸增多,而對于國學的歷史認識相當模糊,專門研究者依據有限的片斷資料進行大膽論斷的現狀,以及大量相關文獻史事尚未進入學人的視野,而各文獻收藏單位保存利用狀況未可樂觀的實情,盡可能竭澤而漁地搜尋各種相關數據,編輯一套大型的《近代國學文獻匯編》,有助于化解各方矛盾,保存重要文獻,改善研究條件,提升研究水平,切實推進研究、保護、傳播與傳承工作整體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并為今后全面深入地開展國學研究與普及應用奠定堅實的基礎。
  由于中國固有思想學術文化在近代經由西學的分科架構重新條理,一定程度上造成變形甚至斷裂,導致誤讀錯解,深入研究近代國學,不僅為國學研究本身所必需,還有助于通過探尋固有學術文化演化的歷史進程找到通向和理解傳統學術文化的渠道,從而剝離近代以來附加其上的西學及東學色調,增強理解把握中國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的能力。
  增強對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理解,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是為中國的崛起和國際秩序的重構提供必不可少的知識儲備。人類社會四百年以來日益處于歐洲中心的籠罩之下,經過西式價值觀的長期消磨,不僅失去多元并存的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使得可供選擇的文化物種越來越少。這對于包括人類在內的生命世界而言,無疑是相當危險的現象。文化的多樣性和物種的多樣性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文化趨同所導致的同質化,并非人類社會發展的福音。而在世界文化之林當中,中國文化不僅為保持民族特色特性所不可或缺,更為重要的,是可供人類社會作為普遍取向的少數選項之一。在國際秩序變動的周期即將來臨之際,復興和復原中國文化相輔相成,有助于探尋一條真正的中國走向世界之路。
  通過拉網式搜集、整理、編目等程序,與文獻收藏和出版單位協調合作,按照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終成完璧的原則,以原版影印為主、整理標點為輔的方式,分類編成一套大型《近代國學文獻匯編》,收錄近乎所有晚清至民國時期(部分下延至一九五二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被合并)的各類國學相關文獻,將一九〇〇至一九五二年間在海內外出版的所有以國學為名目以及與國學機構相關的圖書、期刊、報紙、檔案一網打盡,一方面有利于匯集保存目前相當分散而且已經毀損嚴重的各類相關重要文獻;另一方面便于海內外研究者接觸利用資料,有效地推進研究工作,并吸引新鋭研究者加入近代國學研究的陣營。
  由于近代國學的文獻數量龐大以及收藏分散、保存狀況不良,原版影印不僅匯集多、見效快、費用相對較低,而且能夠確保不再新增錯誤,符合傅斯年等人主張的材料越生越好的原則,是多快好省地解決搶救性保護和開放性利用兩難困境的可行方式。因此,應盡可能采用原版影印的形式。至于書刊中夾雜的有關國學的片段數據(如日記、書信、文集),以及規定不得原版影印的數據(如檔案),則以錄入整理方式匯輯出版。鑒于近年來一些常見書刊已有再版,而叢書類文獻有些只是歷代典籍的匯刊,可以存目的方式予以保留,以免重復累贅。
  編輯出版《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能夠一舉解決近代國學文獻保管困難和利用不便的兩難困境,為國學研究提供全面豐富的基本文獻,改變既往研究因材料不足而出現的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和格義附會的狀況,以此形成國學研究領域的標志性成果以及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并為后續的數字化建設提供充分的資源,為建構高水平、廣覆蓋的國學研究平臺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戰略提供文化支撐、文化選項以及發掘據有道德制高點的文化價值,有力地推動中國復興崛起的進程。
  文獻匯編以書、刊、報、檔的原生形態為類別,在各大類之下,再根據文獻收集、利用條件、版本品相等情況,酌情分為編、輯(例如,以收藏保管單位具名的專輯),最終實現完整覆蓋。這是在目前環境下,可望多快好省達成文獻匯編基本全覆蓋總體目標的可行之道。
  近代學術,受東西兩洋的影響,主張分科治學,而國學以國分界,不以學科分界,招致以分科為科學的學人的批評非議。在目前體制下及有限的時間內,要想打破分科治學的壁壘乃至分門別類和專題研究的狹隘界域,誠非易事。但至少不應以所治題目為讀書范圍,否則永無貫通之日。廣泛收集近代國學文獻,逐漸了解把握前后左右觀念事實的內在聯系,力求通貫古今中外,纔有可能免于橫通之弊。近代中國的國學,與東亞的日本、朝鮮的國學頗有淵源聯系,因此,近代中國有關日本、朝鮮國學的翻譯、譯介和研究,也應納入搜尋和編輯的范圍。
  近代史料繁多,在古代文獻的百倍以上,任何主題,要想竭澤而漁,都頗具難度。編輯《近代國學文獻匯編》,主要難點有四:其一,相關書刊收藏單位眾多,不易找全。尤其是有的書刊印數少,留存更少。而比較容易找到的底本,還有版本問題,找到初版本難度較大,還要比較不同版本。其二,收藏于各大學、各省市檔案館和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受有關法規的限制,不易獲得,更難出版。其三,有的文獻如日記(柳詒征、陳慶年)、書信(劉承干)之類,或藏于后人、收藏家之手,或被收藏機構視為秘寶文物。有的信息為外界所知,有的則深藏不露。其四,港臺及海外(歐美日韓)所藏檔案圖書文獻,必須具備相當的收集整理條件。
  《近代國學文獻匯編》將盡可能竭澤而漁地網羅所有近代國學的書、刊、報、檔等各類文獻,為進一步推動近代國學問題的研究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為達此目的,將根據各類文獻的收藏和利用的整體狀況,采取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多快好省,逐步完備的實施原則;同時依據各類文獻的不同特點,在編輯出版方面針對性地各有側重。根據各種書、刊、報、檔的利用難易有別的情況,編輯出版大體采取先一般以國學為名的書刊(包括報紙的???,繼而其他書刊報中的國學專題論文,再是各種國內外相關檔案的順序(個別已經整理的專題性檔案可以先出)。各種書、刊、報、檔中包含的近代國學信息,如關于國學機構、團體、學人的報道,以及在國學研究或教學機構任事者的日記、書信、年譜中涉及的相關內容,無法以原書影印的形式呈現,則采用節錄匯編的方式分別編輯出版。此外,努力收集各種公私藏家保存的各種未刊資料,如日記、書信、著作稿本等,匯編出版(有些資料由相關者的后人私家刻印,并非正式出版,亦可納入)。
  《近代國學文獻匯編》分為圖書、報刊、檔案三大類,各大類之下再細分為若干小類。圖書類包括:一、標名國學(含國故、國粹等,下同)的叢書;二、標名國學的單本書(含其他叢書中標名國學的單本書以及由國學院所、國學校系、國學會等國學機構出版的圖書);三、包含國學內容的文集、日記、書信;四、翻譯、翻刻日本、朝鮮的國學書籍。報刊類包括:一、標名國學的期刊;二、國學機構出版的其他名目期刊;三、報紙的國學???、專欄;四、前三項之外所發表的標名國學的單篇論文和文章。檔案類包括:一、大陸及港臺機構所藏國學相關檔案;二、海外藏哈佛燕京學社及教會學校國學院、所、系檔案;三、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國學機構檔案;四、國學機構人員的個人未刊日記書信著述。
  本書的編輯,得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在獲取底本方面,如果沒有該社的協助,將很難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數據匯編。就此而言,其角色作用已經遠遠超越一般的出版方。作為編輯者,謹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二○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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